发明跨性别恐慌：THE CUT对Jules Gill-Peterson就新书《A Short History of Trans Misogyny》的采访

来源：https://www.thecut.com/article/jules-gill-peterson-short-history-of-trans-misogyny-interview.html

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关于transmisogyny的二元框架：受transmisogyny影响的人，与不受transmisogyny影响的人。这种观念框架奇妙地使用结构性暴力来定义人，将一个人的身份视为一个人所在的物质现实的决定因素。“没有人是单纯地只是受trans misogyny影响、以完全的受害者的状态活着的，就好像没有谁能完全不受其影响。”

Harron Walker: 你的书建立在一个激进的前提之上：跨性别女性不是，事实上，命中注定受暴力的。某人——比如说我——也许会认为那个前提是激进的，这让你有什么感受？

Jules Gill-Peterson: 以“激进”一词的老派含义，找到问题的根源，来说，那是对的。横跨老一套所谓的政治光谱的人们，从LGBTQ社区到反跨政治家，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都同意跨性别女性命中注定受暴力，因为那以趋同的方式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种趋同使得这对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trans misogyny。

W: 你明确拒绝使用“trans”一词作为通用的范畴术语来描述所有transfeminine people。为什么？

G: 我只是厌倦了共用的“trans”。“transgender”这个词出现的时间甚至还没有我的年纪大，但我不认为它有那么多有价值之处。“trans伞”框架有一种扁平化的效果，最小化了黑色和棕色跨性别女性和所有其它跨性别者的生存状况之间的大量区别，不论是从收入上来说，还是从定罪程度、（受）暴力发生率。那种意识也没有使得LGBTQ运动实际上为黑色和棕色跨性别女性的具体利益作斗争。

W: 你可以解释为什么你将“跨性别女性”和被“trans-feminized”的人，也就是那些被state在你称为“trans-feminization”的过程中为了暴力而被标记的人，区分开来吗？

G: 起初我想要历史地理解跨性别女性是怎样变得被区分对待、被迫遭受如此例外的仇恨和暴力的。但随后我遇到了阻碍，因为，好吧，不是要重新发明女性主义的老问题之一，而是如果这里没有单一的、共有的、作为共同特征的womanhood经验——在过去三十年间女性主义的关键假设之一——那么也就不会有同样的trans womanhood。有许许多多对“跨性别女性”的定义不一定和欧美相同的人：美国的双灵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hijras，阿根廷的travestis。（画外音：中国的……）于是我想出了“trans-feminizing”这个词，用它来谈论19世纪的被针对、被迫遭遇这种我们叫做trans misogyny暴力的整个人群，而不是因为这些人是我们以在今天美国的使用而言的“跨性别女性”。对我来说，你必须理解这两回事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trans misogyny涉及的范围有多宽阔——它实际上有很长的全球历史。不然，你只是某种程度上继续错误认识的根本暴力，把人塞进自己不一定认同的概念里、错误地作分类。

W: 是的，你关于阿根廷的travestis的写作，使我想起Camila Sosa Villada在Las Malas的引言里写的话。你读过吗？

G: 没有

W: 她开篇就指出，她的角色，全都是travesti性工作者，不是北半球学界在他们的人类学研究中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跨性别女性、transsexual、transgender或任何种类的身份。对于那些或许不理解的读者，把travestis叫作跨性别女性或跨性别者有怎样的问题？有什么成问题的？

G: 好吧，在写这本书时，我试图寻找我们今天空间的trans misogyny的前身：法庭上的“跨性别恐慌”辩护；性工作行业中的暴力；亲密关系暴力、性侵犯、谋杀不成比例的几率。这些都是头条新闻，特别是在美国，但我想看看能不能将类似的暴力种类追溯回我们受到这种程度的关注以前。

我发现在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帝国和它们的殖民地中，由身处权威位置的男性和性工作行业的男顾客发起的非常相似的暴力模式。那种模式一再出现，从对hijras的对待，一直到美国军事服务人员如何与美国的前殖民地，菲律宾的transfeminine ppl接触。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群经常被更大的地缘政治力量推进性工作里，即便这些人群来自于其各自故乡文化中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定的、有时有特定信仰的传统。这些人被西方风格的trans misogyny暴力针对，无论是否认为自己是跨性别女性。

这种暴力不仅破坏了先前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还用医学化的西方模式的trans womanhood代替、清楚了原有方式。这种新模式邀请全球南方的人将自己视为跨性别者，从gender dysphoria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性别，以一种特定的、state批准的、医学化的方式过渡——而这种方式，常常是其甚至不能有资源接触到的——不然就会被告知是落后的、未能跟上现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方救世主的叙事，而对这些女性正面对的特定形式的暴力的“补救措施”——基本上，把她们送到NGO帮助她们知道自己是跨性别女性——只是让欧美在这些地区的主导永久化。那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书中，我倾向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不需要统一的trans womanhood的概念来理解trans misogyny。

W: 这就说得通了。我们的2024年才过了一个月，全国立法者已经提出了400多个反跨法案——其中之一，俄亥俄州的医疗保健禁令，已经通过了。

G: 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律，都不是令人震惊的或意外的，因为它们遵循了能追溯回历史的路线。这个反跨狂潮实际上是两百年间一直存在的repressive、transmisogyny的state暴力的最新版本，只是因为state在过去两百年间都鼓励人们将transfemininity视为可攻击的目标，那才得以可能。

例如阿根廷，一个经常被视为进步、跨性别包容立法的金标准的国家。2012年，他们通过了大量主流团体一直要求的gender identity法。这放松了更改性别标识需要的医学需求。更改文件不再不得不经过特定的手术程序，或者被精神科医生评估；你可以简单地自己认同。反对其的团体之一，就是travestis。在阿根廷，她们的历史是不只认同为男性或女性的工人阶级trans-feminine ppl的历史。她们常常是性工作者，和gay culture有些毗邻，和模式不一的身体过渡有着不同的关系。她们是一群本质上不将自己视为西方医学模式的“transsexual”的人，不通过激素和手术来更改性别、通过官僚途径来更改法律性别。这个法律只规定了两种你可以向state认同的性别，男人或女人。因为travestis两者都不是，所以那基本上是在法律下取缔了她们。这既创建了良善、有生产力的跨性别公民模型，允许state扩大其对人们生活的监视和控制，又进一步贬低了不能塞进这个模型里的整个人群。

自从19世纪以来，不符合这种道德秩序的人口，就不断地被针对，被针对着要将其棒打进常规，不论是通过刑法，还是一天比一天多地通过旨在将人们改造成正常、受人尊敬的女性公民的liberal软力量。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印度，hijras公开露面成为了如此严重极度的罪行，警察会在街上拦住她们、强行殴打她们、剪掉她们的头发、扯下她们佩戴的珠宝、强行扯掉她们的“女装”。与此同时的美国，federal Indian Agents会对今天或许在双灵伞下的人使用同样的策略：搜出这些人，强行剪掉其头发，扯掉身上戴的珠宝，强迫其穿男装。从这里——一目了然的对transfemininity的暴力镇压——我们能看到在美国和欧洲的其它国家通过的现代反异装法的前身，也就是这些导致了人们熟悉的20世纪里警察的骚扰。

W: 这让我想起“捍卫酷儿权利”是如何被用作支持以色列的论证。你能想到什么能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历史例子吗？感觉就像是布什时代的重演——就像，那些声称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会somehow促进妇女权利的说法一样。

我的意思是，这不仅仅是布什时代的重演，因为所谓的“反恐战争”从未结束。

G: 是的。

此后历代美国政府都延续了这一点。帮助我理解这种可怖的荒诞的是，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名言，“白人男性从棕色男人手中拯救棕色女人。”pinkwashing的具体例子，是建立在能回到我们开头对话中的事情的反常幻想之上的：被普遍化的文化特定的白人中产阶级跨性别subject，以及其之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被应用到全球每一个文化，并对不能准确复制其的那些人施以棍棒。只是一种文化被普遍化为唯一的标准，而余下的世界上每个文化都被裁判是好是坏。

使我极度受到打击的事情之一是，实际上没有利落的办法来指出那种虚假。一个美国人可以利用加沙的跨性别女性来为genocide辩护，而另一边美国的跨性别女性正经历着可怖的政治抵制。

W: 你认为transmisogyny将在2024年大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有的话？

G: 噢，trans misogyny肯定会在2024年大选里扮演重要角色。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力图通过提出更严厉的政策来超过其它的反跨候选人——你知道，比如说跟力图在全国禁止堕胎密切相关的，对跨性别相关医疗保健的全国禁令。这已经升级到，右翼政治人物和他们的媒体代理人能公开宣称要抹除“跨性别主义”。人们知道恐跨对共和党至关重要，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大量恐跨政治具体来说是trans misogynist。他们已经煽动了总是会回到跨性别女性身上的危言耸听的道德恐慌：她们不是女人，她们是穿着女装的男人，她们是道德混乱的症状，她们的增多可怕到我们应该以消灭她们来保卫国家安全。这种言辞是和一般用在移民身上的非人化语言有共同点的，这种语言是大规模监禁和根除的谓语。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依赖于医生、精神科医生、各种支持跨性别者有效性的研究的对跨性别者的主流辩护。“科学说了我可以穿我每天穿的衣服”，以及其它绝对怪异的扭曲，变得如此正常。有时候，当我真的停下来听全国LGBTQ组织如何代表我为我辩护时，我只是觉得：我们已经丧失理解能力了，对吧？民主党议程关注的是维持现状，这使得2024年大选看起来是末日决战。另一方面，这个人承诺让你遭受你一生中还没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而另一个人承诺让你遭受你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这个现状：获取不合格的医疗保健的有限机会，定罪，针对性工作者，网络监控，贫困，大规模监禁，跨性别女性已经面对的持续结构性暴力。其中一个或许比另一个更糟糕，但其中不可能有任一个是支持跨性别的。

我只有兴趣参与以跨性别女性的需求为斗争目标的运动，你知道为什么吗？跨性别女性在最糟的情况下也能凑合，而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也能有利于其它所有人。

最后两个问答不翻了（溜走），Jules Gill-Peterson对跨性别女性表达了“我们生活在史上第一次跨性别女性可以在各行各业工作发挥才能的时期，这些跨性别女性都很有创造才能，跨性别女性是最聪明、最有思想的、最善于分析、最有趣、最有创造力的”的意思，并推荐了Cecilia Gentili的作品，特别是她的书Falt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