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0年代性战争你不知道的历史

来源：https://clairepotter.substack.com/p/how-liberals-won-the-1980s-sex-wars
这是Claire Potter对Lorna N. Bracewell就她的书《Why We Lost the Sex Wars》做的采访。本文只节选了一部分。

“在自由派（liberal）色情政治的核心有着深深的矛盾。……他们的部分论点是，如果色情尽可能自由地传播，人们就会对它失去兴趣。他们认为审查只会增强色情对人的吸引和诱惑。

换句话说，他们的反审查立场实际上是基于反色情。然后自由派（liberal）性政治还有另一面：认为性是非政治的、私人的、个人的想法。他们觉得就像宗教，这是完全自我主导的行为，因此国家对其进行监管没有合法目的。

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反对这个想法，因为她们认为色情有广泛的有害社会影响。相反地，性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色情——和一般的生——不是非政治的，不应该只是把它推出视野来合理化它，并且认为性自由需要公共的生实践。”

“……但对于性激进女性主义者，有一种不同的、更具策略性的动力在起作用。她们对自由派（liberal）生政治持非常批评的态度。但为了在法庭上打败反p女性主义者——特别是麦金农和德沃金起草的示范民事法令，该法令以各种形式在许多城市推行——她们必须采取自由派（liberal）论点。

……这一自由派和活动家的行动磨钝了性激进女性主义的刃口，将其转变为混合的反查立场，静音了她们激进的关于对于性自由公共的生的中心主张。不幸的是很多书写这段历史的人漏掉了这一转折。他们将Hudnut，1985年使示范法不能执行的法院决定，中最低限度的反审查生政治错当作性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而实际上不是。

那个错误导致我们错失了大量原先更加激进的在公私领域都促进绝对性自由的主张的政治潜力。顺便说，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会令我如此愤怒：它是易变的，它会快速转变，它会同化吸收，它以一种真的真的很棘手的方式合并和适应。”

“我们失去了不围绕着一系列自由派（liberal）关注——隐私、表达、个人权利、公民自由、正当程序——而是围绕着关于性更激进的问题和担忧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主义性政治的可能性。最终，两边的每一个激进想法都被自由派（liberal）的侵占扼杀，我们所剩的只有令人沮丧的、狭隘的、受限的、令人苦恼的监狱女性主义性政治。”

“#MeToo 是驱使我写这本书的事情之一。大量对#MeToo 持批评态度的保守派并不使我惊奇。使我惊讶的是进步派的批评者。我想到Margaret Atwood（使女的故事作者），Catherine Deneuve签署的公开信，许多其它左倾女性主义者，她们和保守派共享有同样的认为#MeToo 是新清教主义的忧虑，认为其粗暴地践踏了程序公正，认为这是对她们珍视的无罪推定法律原则的威胁。

这些都是性战争所巩固的自由派（liberal）立场。但激进女性主义者会把#MeToo 视为对制度权力的挑战，这是自由主义所不能感知的，因为自由主义不是来感知它的，而是意在通过将性圈在私领域中保护它。如果我们没有输掉性战争，如果激进女性主义立场没有被自由主义堵上，这里就会有更精细复杂的方法来理解无权者对抗支配他们的结构所作的努力。”

“关于监狱女性主义，一种围绕着处罚的女性主义，我有很多好说。首先，它将刑事司法系统定为有潜力的女性主义解放的工具或代理，但这不是。如果性战争的结果不同，如果它们没有被自由主义吸收，我们就会有一种更认识使用刑事司法系统作为达到性和性别正义的陷阱和局限的女性主义。

在这本书里，我讨论了黑人和当时所称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对性战争因为和其它三种立场不一致而未被写进历史里的贡献。这些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通过逮捕、起诉和诉讼来达到性自由。他们对此没有幻想，因为他们的社区经历过policing的失败和暴力。但任何被自由主义殖民的女性主义都总会被愚弄进法律是有潜力的政治前途的想法，并会热情追求其。

你能在#MeToo 中看到那种殖民的影响：在自由派（liberal）法律原则中惩罚的意愿和保护女性的意愿。比如说，对Harvey Weinstein判决的女性主义庆祝。但送某人进监狱对于女性解放真的是很低限度的，因为监狱国家比起它所预防的，导致了太多性犯罪。任何不加批评地赋予监禁权力的女性主义都是在更大尺度上帮助和教唆性侵犯。”

（采访中的提问方之一，Claire Potter在原文评论区的话）Lorna用“性激进”作为对性积极/性消极二元划分的替代：使用性激进，她意味着绝对性自由，而不只是通过性来自我实现，而是通过此参与公领域。……（别的事情）将其称为“性支持”是一种贫血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