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性及对它的不满：交叉性作为traveling theory

来源：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350506816643999

以下是我在2月7日写的前言与介绍

交叉性源于黑人女性主义者对liberal feminism的白人中产性质的批评，今天却被广泛收编，在政府、大学、企业、组织的文件规章当中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日益被与忽视冲突、无批判性的“多样性”等同。这种收编应该得到注意。这篇文章综合了多则对交叉性评判性被削弱的批评，深究了交叉性的起源，并且讨论了将Marxist feminism，尤其是来自南半球的，用以重新实现交叉性的激进批判性的潜力。

关于交叉性的争论，以及交叉性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女性主义中发生着什么。从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窥见liberal feminism和Marxist feminism的部分。我在这里也简单作一些话。

liberal feminism，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白人女性主义、主流女性主义的同义词，着眼于从体制内、法律上进行改善，并且具有强烈的白人中产阶层色彩。很大程度上，当我们谈论liberal feminism时，它指的那些人常常是直接以feminism的名义而并非liberal feminism活动的，它并不是指某种具有相对应系统学术工作和有意识的拥戴者的思想，而是指主流的、最广为传播、最被广泛接纳的大众思想，或者说一种被观察到的现象。这或许是一个使用者定义各不相同的宽泛名字，但不管是在怎样的语境下，不管在海内外，这一点是明确的，liberal feminism并不持质疑现有体系根基的主张，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是来自某种旧有事物，不管是常识、人道主义还是现有国家和法律的基石，并且也许将某种自由主义原则与目标置于女性主义之前。我在这里引用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它的批评，“它认为我们的法律、教育、军事、社会和文化制度是合理的；唯一的问题，在liberal feminists的眼中，是在这些制度中缺少女性——而不是内在的不平等和运作中计划的压迫。”

跨性别研究季刊的一期introduction里也曾提到过liberal feminism的一些性质，并且将其与性别批判运动作对比，“事实上，性别批判运动在整体上和liberal feminism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专注于性别在权力载体中的首要性、真实的女人情谊、体现的脆弱性、幸福和赋权的个性化理念。”

而Marxist feminism，当然，众所周知地关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剥削。唯物主义的话看起来或许很课本，举更近的例子，用文中所提到的思想说，Marxist feminism认为身份不是“多样性”的结果，也不是在权力之外、或先于权力存在的，而是以物质性为基础的。本文详述了当交叉性应用于Marxist feminism时，它是如何将政治和经济诠释为种族、性别、阶级、性等身份的背景，并且也生产了它们，反过来也要以后者的方法分析前者。作者特别讨论了南半球的黑人Marxist feminists，她们尤其着眼于全球性的、跨国的经济结构，以及后殖民的视角、帝国主义的视角等。

回到交叉性上。在neo-liberal的学术界背景下，交叉性被削弱了批判的性质，同国内它的传播相似，交叉性被拉伸地过长，像一片太长而没有抹黄油的面包，被各种冲突的思想所使用。

Myra Marx Ferree曾指出，“交叉性，作为一个曾经是对主流抹去不平等的反抗的概念，现在已经被转变成了‘多样性’的同义词，被理解为积极的，尽管是neoliberal的，社会包容的途径”。而这些冲突则被掩盖、忽略，女性主义被作为简单的、非冲突的“多样化”领域而呈现。这是与黑人女性主义者对它的使用背道而驰的。这也正是neo-liberalism的变化，neo-liberalism甚至开始谈论/收编“多样性”甚至不平等，而非权力关系或统治。

交叉性被误以为是来自欧美的gender studies学术的产物，甚至被欧洲的一些女性主义者、liberal feminists宣称，在黑人女性主义者提出交叉性之前，她们就已经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或者称它起源自那里，因为它“已经在空气里”。这抹去了交叉性在学术界之外的根源，抹去了交叉性在Black feminism、Third World Liberation movement中的根源，交叉性在传播途中也就失去了其激进的批判性意义。

在新自由化的今天，许多在谈论“交叉性”时分析“阶级”的女性主义作者，仅仅将“阶级”的意义限于一个指示收入和职业的标签，而非将其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今天政治被削减到个人，性别、种族、阶级等代表性政治失去了物质性理解基础，差异因此被扁平化，冲突被无害化理解为“多样性”。谈论交叉性的女性主义作者还往往忽视南北半球差异，忽视南半球，这体现了这些作者想象的是怎样一种读者。

在学术之外，交叉性还被纳入了政治的官僚化进程当中，被制度化。这折射出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背景，基于身份的激进政治被转化为企业多样性的工具，“多样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管理的一个特征，提供了“好政府和高效商业运作的管理规则”，并且作为市场专业技能而受追捧。

（介个素，发微博的文案，以下图片序号对应原文回复）

图片上是我凑合翻译的，删减移动了一些，保留了很多专有名词、术语等的英文形式，标红则是我添加的，其实只是考虑到比较长又比较难读，添加一些标记来略微方便阅读。可能有一些翻译错误和错别字，而且长句有很多，诘屈聱牙，图做得也不是很美观，凑合看吧（欸）。我在这里会简单概括一下意思。其实很多内容都会在上下文提到/引用。

图一，我们从对于交叉性今天批判性被削弱这一现象的批评开始，而且追溯了交叉性的Black feminism、Third World Liberation movement的起源。我已经在上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图二，章节的小标题是“Marxist feminism与多样性”。这一小节谈论了交叉性最初与Black Marxist feminists的关系，她们中有很多都持有Marxist feminism的观点和方法，并且Marxist feminism也为交叉性的批判性提供了养料。作者谈论了交叉性是如何帮助Marxism完善对压迫的理解的，并且讨论了Marxist feminism能为交叉性找回批判性提供怎样的帮助。

图三针对新自由主义的背景，讨论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交叉性是如何被新自由主义学术所收编，以及如何抵抗交叉性等概念被收编。

图四则是原文的conclusion部分。

接下来谈一点我就交叉性在国内对抗反跨潮以及反跨的草根女性主义的应用的想法。交叉性，是最常在国内谈论反跨草根女性主义时被提到的“对策”。可是交叉性，在国内的某种理解中，在它的风貌中，却仿佛是来自欧美、北半球的学术界，尤其是仿佛来自中产阶层的人文学科学生，在一些显然缺乏对阶级等身份理解的中产学术界师生及上下文那里，你也可以看到交叉性被不痛不痒地使用，就好像它的批判性失效了一样。

交叉性仿佛变成了一个来自欧美学术界的呼吁，仿佛呼吁的是更为包容、更包罗万象的女性主义，而不是一个更具批判性的女性主义。

我也认为，交叉性本身不应该被单独作为“解决方案”使用，交叉性中的阶级也不能替代Marxism方法，交叉性一个词是不成文章的。交叉性本不应是一个和稀泥膏药，不应当是一个检验到此即可的标准。Richard Seymour认为，交叉性是一种提出理论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理论解决方案，交叉性的有效性基于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更宽广的理论阐释。如果理论阐释是新自由的，那么交叉性也会是新自由的。liberal feminism的缺陷也不止在于其缺乏某种视角，而是“其根植于哪种视角”。

交叉性能为我们提供的，尤其应当包括对国内本土环境的考量，feminism思考（其实是举例）应当根植于本土的环境，考虑到跨国结构，去参考南半球、Third World feminists的经验，而非以北半球发达国家为中心。

正如文中所说，理论和实践、学术和行动主义不是二分的，更不是矛盾的，一个批判的理论的批判性和批评都根植于行动。Ahmed指出，“具有批判性”这种话应该始终被质疑，因为这不能取代批评的行为本身。缺乏行动的理论会失去其批评和观察现实的锋利，而缺乏对行动的参与与理解的理论学习者则会缺乏对理论本身的理解。

本文对交叉性的阐释，也启示我们，要对抗排跨的草根女性主义，要对抗反跨的趋势，不应当以某种“被动的、易于满足的多样性”为目标，不是从字面上将跨性别纳入女性主义中，而是因跨性别与当今的排跨女性主义而产生出特定的批评。

以下是翻译的正文

这些批评担忧交叉性的激进起源被抹除，担忧交叉性被拉伸得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所有女性主义者使用的“包罗万象”的女性主义理论。Myra Marx Ferree曾指出，“交叉性，作为一个曾经是对主流抹去不平等的反抗的概念，现在已经被转变成了‘多样性’的同义词，被理解为积极的，尽管是neoliberal的，社会包容的途径”。（2013）我在本文中想追溯的正是这种所谓的转变：交叉性从曾经的反抗，到抹去不平等的neoliberal途径。批评这种转变的作者认为，尽管交叉性曾被设想为对liberal feminism的激进批评，它被广泛立场的女性主义者为了追求十分不同的理论和政治计划而使用的这一事实表明，这个概念比原先变得更为弹性了。批评者认为，这种弹性使得注意力从交叉性是什么、它是否被liberal feminism通过neoliberal学术收编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偏离。作者想要将重点放在Marxist feminist上，以展现Marxist feminist critiques能够恢复交叉性的批评潜力的一些方式。

交叉性起源的争论也折射出了女性主义研究和女性主义运动内的各种冲突。

二十多年来，围绕着“交叉性是什么”的争辩仍未停止。有些人认为是一个理论，甚至是grand theory或meta-theory；其它人认为这是一个隐喻。交叉性缺乏方法论这点有时受到批评，有时受到赞誉。最近还有人认为，重要的是交叉性“做”了什么。

Ahmed指出，“具有批评性”这种话应该始终被质疑，因为这不能取代批评的行为本身。如果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就更有必要质疑今天在交叉性的名下都发生了什么。尽管交叉性源于Black feminist传统和Third World Liberation movements，它被呈现得越来越像是源自于北半球gender studies领域之中的。Sirma Bilge(2013)和自称后结构主义者的Sara Carbin和Maria Edenheim(2013)都做出了这一批评。

正如福柯所说的，“Claims about beginnings are claims to power”。将交叉性的起源当作是在gender studies之内，实际上是已经把交叉性“白化”了，抹除了它在学术界之外的阐述。有的欧洲女性主义者也的确声称在Black feminism使用交叉性之前，她们就已经有交叉性。交叉性在被从Black feminism和Third World feminism搬进其它语境时，批评的根就被抹去了。

交叉性已经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在此之中它被延伸到包括了许多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ontologies。然而，这些冲突被所谓的共识掩盖，显示出一种把女性主义的各种方法收编、将女性主义呈现为简单的“多样化”领域，而非（也是）冲突的liberal改变。这也正是作者论点的关键：交叉性被新自由主义内部的变化影响，新自由主义开始谈论“多样性”甚至不平等，而非权力关系或统治。正因为冲突的各种方法都在用交叉性，正因为交叉性被用来掩盖这些冲突，女性主义最终被呈现为一个缺乏权力关系的领域，一个“多样性”的领域。这和交叉性的初衷背道而驰。

交叉性被以为不是从黑人女性主义中诞生，而是“早就在空气里”，这抹去了种族视角。交叉性出现在北半球，是对北半球以欧洲、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中心的，忽视种族、阶级、性等问题的liberal feminism的批评。Bilge(2013)、Carbin和Edenheim(2013)都希望这种挪用得到注意，希望通过阐述不同的交叉性的历史，把问题的中心重新带回到阶级和种族上来。此外黑人女性主义者们还明确指出，种族是一种组织起全球范围内的人们的结构，而不只是个时隐时现的因素。

交叉性的传播，从黑人女性的历史和黑人女性主义到一般的女性主义，从南半球的女性主义到北半球的女性主义，哪怕说它是在北半球产生的，那也是美国语境下被边缘化的黑人女性群体，不会无缝地传播到欧洲。

在一篇关于交叉性和它的去政治化的文章中，Erel等人认为交叉性的批评潜力之所以受损，是因为它被带到了新的语境中，在例子里是英国和德国，特别是因为那里有种“否认这个概念根植于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倾向。而且在使用交叉性并提到种族时，对种族的理解常常以欧洲为中心。Erel等人认为，在德国学术界的背景下，有色人种女性和移民女性对女性主义的贡献经常被漠视：“这里的交叉性有沦为允许一些人拥有定义的权力、同时避免话语权和物质权的重新分配的时髦术语的危险。”

当交叉性的概念走向世界各地，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就更突出了。Vrushali Patil写道，“交叉性的应用继续被殖民现代性地理塑造”。国际劳动分工、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及地方形式的父权制都该成为谈论交叉性的中心问题，但往往不是。

Marxist feminism原本专注于“双体系”，即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而忽视了其它因素。交叉性也被应用于Marxist feminism当中。Bhandar写到，“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充，交叉性引领人们走向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压迫特征的理解更高的层次。”Eve Mitchell同意Sharon Smith的观点，强调目前交叉性的使用的问题是它还不够完整，因而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运作时，阻碍了我们将身份理解为异化的一种形式。她还认为关注身份或身份的交叉性，意味着我们关注的是特殊性，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普遍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者成功地采用了跨国的视角，考虑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组织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都依赖于，及阐释，特定的性别关系的。

必须指出，黑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工作，对尤其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对剥削概念的简化起到了有效的纠正作用，为唯物主义理解性别提供了极好的范例。1977年，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就表示，尽管她们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但认为分析需要被拓宽，以更好地理解她们作为黑人女性的特定状况。事实上在美国，从1920年代早期到1980年代晚期，大量的学术成果都由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黑人女性主义者生产。然而这样的工作却未被多多包括在交叉性研究范围内。这些工作正是使得交叉性成为抵抗权力的批判性干预的东西。然而，自从这个概念传播到不同地方，这种批判性潜力就开始流失。

工作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女性主义者倾向于研究社会关系（包括种族和性别）是如何共同构成的，以及是如何与生产联系的。虽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Brenna Bhandar，认为交叉性已经过时，并且从来不是激进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交叉性对Marxist feminism一直有用。例如Sharon Smith，认为交叉性不能取代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性别，因为交叉性帮助我们理解的是压迫，而不是剥削。Marxist feminism提供给我们一种方法，能让我们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类别交叉，它们又是如何产生了。正如Sara Farris指出的，Marxist feminism能帮助交叉性“解释”这些交叉点为什么会有。这可以通过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造成剥削的根源来实现。

Marxist feminists数年来一直在论证，资本主义需要性别不平等。例如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性别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偶然的副产品。正如Maria Dalla Costa所说，“家庭主妇以及她的劳动不是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而是构成了使这一过程得以启动的基础。”意识到多重交叉的Marxist feminism还会提出“哪些女性以哪些方式受影响”的问题。

为了做更实质的探讨，分析资本主义中的种族、民族、性别和帝国主义，接下来作者的讨论转到黑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以及来自南半球的女性主义者。黑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例如Claudia Jones，以及那些来自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理解现实的重要工具，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种族和种族主义的中心角色。

Marxist feminist Silvia Federici尝试通过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以南半球为关键因素的跨国系统来充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性别间的关系。她研究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是如何使用“性别平等”的观念来加深紧缩措施的。她写到，“如果这在我们这辈子，还没能至少在北半球的许多地方明显看到这种情况，那就是因为‘人为灾难’（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果）被外部化，被限于殖民地，被合理化地认为是文化落后、依附于错误传统及’部落主义‘的影响”。

关注南半球阶级分析的女性主义者还生产了指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中心角色，以及这两个过程如何使用种族、民族和性别来生产特定阶级结构的研究。这些女性主义者，像黑人女性主义者一样，提出了两个批评：一方面，批评了将性别视为女性普遍地受压迫的主要根源的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批评了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而包括种族和民族——视为资本主义系统及其扩展与发展的无关紧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Chandra Mohanty和Gayatri Spivak，Nadje al-Ali和Leila Ahmed的工作。

作者认为，我们的物质状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因此产生社会类别的方式，是我们的共同点所在，尽管机制各不相同。作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团结提供给我们比单单基于性别更具体的跨国组织方式。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阶级在女性主义运动内外促成团结的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这就更为明显。此外，当今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也表明，基于普遍的女性情谊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北半球的女性通常都要比南半球的女性和男性都富裕得多。

要将对交叉性被挪用的批评，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重新找回交叉性的激进根源的潜力结合起来，方法之一是解决当前女性主义知识生产背景问题：学术界的新自由化。正如Delia Aguilar指出的，“将交叉性的开端局限于专业化的女性主义内，会抹除这个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在有色人种女性组织的激烈革命斗争中磨练出来的这一历史事实”。美国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理解交叉性演变的关键。

任何关于交叉性的现状的讨论都应该考虑到neoliberal的学术界这一背景。这不是在再生产虚假的，理论和实践，学术和行动之间的二分法，而是要让人们注意到，交叉性的争论是如何被新自由主义塑造的。新自由主义的背景在遏制批判性的学术成果。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说交叉性已经被收编，我们该如何阻止这种收编？如果说女性主义领域内的每一次批判性干预都会被、或被收编，净化，那么对这种收编的机制进行仔细查看就变得必要。这需要对那些威胁欧洲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形式被规训和去激进化的知识产品的机制作系谱学分析。

Carbin和Edenhei在简短讨论交叉性的制度化时，提到了学术界的背景：“交叉性住在被制度化，被纳入正在进行的政治官僚化当中”。Bilge通过分析新自由主义使交叉性从激进的ontology转变为liberal性别学术研究方法的条件研究得更深：

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创造了淡化、规范化、分解交叉性的基本概念的条件。……去政治化的交叉性，对正将所有价值都重塑为市场价值的新自由主义极为有用：基于身份的激进政治常常被转化为企业多样性的工具，被优势群体最优化，以实现各种意识形态和制度目标；一系列少数群体斗争被纳入市场驱动、国家认可的多样性政府性中；“多样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管理的一个特征，提供了“好政府和高效商业运作的管理规则”；“多样性”知识可以作为理解和利用差异的各种形式的市场专业技能呈现——是一种受人追捧的明智判断和专业水平的标志。

Chandra Mohanty在一篇关于新自由主义和学术的文本中，提出了一个使人信服的论点。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交叉性的交叉，对性别学术产生了负面影响。许多后现代女性主义学术的标志就是呼吁流动性和细节，以及对系统分析的厌恶，Mohanty认为这损害了女性主义，因为它的分析中少了全球权力结构。新自由主义在此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喜欢专注于个体而忽视结构的分析。Mohanty问道，“当政治（政治的集体公共领域）被削减到个人时，女性主义‘个人即政治’关键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Mohanty指出性别、阶级、种族等等的代表性政治脱离了它们的唯物主义基础，差异因此扁平化，她引入了唯物主义分析。Nancy Fraser也进行了重要的干预，指出liberal feminism如何扮演“资本主义的女仆”。

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相关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尤为有用。Delia Aguilar就指出，在1980年代后，处理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的研究发生了变化：“那种认为对它们的相互作用作有意义阐释需要对资本主义运作的理解的观点，很快就被社会运动的崩塌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一扫而空。”她提到那些将阶级作为分析中“交叉点”之一的女性主义者，将阶级的意义限于指示收入和职业，而非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在这点上，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话语的领域，物质的锚点越来越少”。

为什么交叉性未能抵抗学术界内新自由主义化的侵蚀，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却做到了？作者认为，正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通过帮助我们回到交叉性的批判起源，提供一种抵抗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和学术中新自由主义化的方式。这对南半球的女性主义者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新自由主义化有着最为显著的影响。来自南半球的马克思主义干预，为正统马克思主义里呈现的欧洲中心主义带来了批判性关注，并取而代之地从后殖民视角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则。事实上，在这种马克思主义分析中，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交叉点，而是性别、阶级、性、种族等社会类别被组建的背景，这一背景本身是由这些类别组成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分析特定类别和概念是如何被回避、被剥夺可读性和可处理性的背景。

交叉性现今使用的局限性也在这里变得尤其清楚。声称这一概念源于liberal feminism的说法，显露了对交叉性根植于黑人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认识不足，也因此使得今天交叉性的一些用法无法有效地分析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跨国地缘政治维度往往缺失或未被彻底放入理论，这表明了那些作者想象的是怎样一种听众。这正是来自南半球的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一些关键点包括国家和民族主义如何放入理论、帝国主义如何成为分析的一部分、如何将所有政治和经济过程都性别化、种族化、性化和被阶级关系标记地来处理。将社会类别置于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下——也是创造了新自由学术的背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有，并突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也许是为什么它不那么日益被学术的新自由主义化收编。

Edward Said回到他最初对traveling theory的thesis时，他阐述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当理论传播时，它不止是会失去激进的锐利，还有可能实现更激进的潜能。作者认为来自南半球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实现交叉性的内在激进潜能的一种办法。

批评认为，交叉性变成了被liberal feminism收编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被掩盖在批判性性别方法的外衣下。应当记住在身份和身份政治的研究里，社会身份应当被看作相互作用的、相互增强的。然而这种观点通常不会延伸到对结构性不平等和权力关系的分析，并且也不将资本主义当作这些社会身份组建的背景。这是因为身份常常被理论化为“多样性”的结果，是在权力之外，或先于权力存在，而不是以物质性为基础。

Richard Seymour认为，交叉性是一种提出理论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理论解决方案，交叉性的有效性基于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更宽广的理论阐释。如果理论阐释是新自由的，那么交叉性也会是新自由的。

来自南半球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注如何阶级、性别、种族和其它社会关系如何密不可分、并且与全球地缘政治权力关系错综复杂地相联系。这些关注物质性和全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结构的方法，有超越交叉性的liberal变化的潜力，因为它们不仅认出了社会类别的交叉，还提供了这些边缘化是如何在历史上发展起来、因而如何拆除的分析。Erel等人通过强调背景指出了这一问题：“'交叉性'可以是一个描述性公式，其分析价值只有在嵌入反种族主义、后殖民批判背景时才会实现。因此，在我们看来，对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是理解权力和统治的影响、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先决条件”。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能起作用。

如果交叉性可以处理权力关系问题，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但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对新自由女性主义学术界内交叉性的被挪用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