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der战争：两个学者挖掘今天反跨潮流的根源
这是对巴特勒的新书Who's Afraid of Gender?和Gill-Peterson的A Short History of Trans Misogyny的书评，这里有删减地做了翻译
正如Trump在去年六月时指出的那样，“我谈论减税，人们就只会那样[模仿礼貌的掌声]。我谈论跨性别，每个人都疯了。谁会曾想到？五年前你甚至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Anti-gender思想家说得就好像跨性别者是被密谋打破性别二元论的知识分子召唤出来的
两本新书试图解释跨性别者怎样成为一系列巨大的、看似分散的ideological的战斗场。在《Who’s Afraid of Gender?》，朱迪斯巴特勒谈论了国际“anti-gender”运动，美国反跨政策的智力脚手架由此而来。巴特勒的书中最具价值的是它对“gender”近期动员的各种政治用途给出了框架。右翼言论普遍宣称sex是上帝和自然的范畴，而非政治的范畴——但这种坚持产生了自相矛盾的效果，使得关于sex和gender意义的不同意成为了我们民主生活的一部分。Jules Gill-Peterson的《A Short History of Trans Misogyny》也具有全球视野，采用广泛的历史视角来显示trans femininity如何从殖民国家暴力中浮现，成为巩固性工作的犯罪化、公共空间警察权威的重要工具。
Anti-Gender运动源自于1980s的梵蒂冈，陆续传播到其它地区和宗教。这场运动是多形态的，有时“gender ideology”扮演的角色是极权主义的强加，有时又是过度资本主义的症状，编码从神学到生物学，按照需要转换。号称对LGBT友好的教皇弗朗西斯，将性别理论的影响比作核战争和环境崩溃，将性别理论家和“上世纪的独裁者…想想年轻时的希特勒”对比。对于许多和性别理论搏斗的人来说，他们相信海量的社会弊病都来源于gender代表的对自然法则的违背。
跨性别者的存在常常被援引为将gender从sex分离的最极端的文化后果，但，在anti-gender思想中，远离性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也意味着无视梵蒂冈所称的应该组织起男性和女性间在婚姻和家庭的劳动分工的“身体、心理和本体论互补”。结束性差异——被视为正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的神圣礼物的挽留的结果，是避孕、堕胎和同性婚姻的屈辱。
根据anti-gender运动的说法，激进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特别是性别理论，应该对性别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负责。然而，在巴特勒，最多地被和性别理论联系起来的人，出版ta1990年标志性的书《性别麻烦》之前，如今以anti-gender理论的名字为人所知的最初的核心就已经出现了。正如法律学者Mary Anne Case详细记录的那样，Joseph Ratzinger (后来的教皇Benedict XVI)，自1980s中期开始就已经嗅到了老鼠的味道。他在德国担任红衣主教时，偶然发现了女性主义学术中的gender社会建构论，知道了允许跨性别者更改性别标识的政策。教会在此后十年中确定了gender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在国际女性权利倡导中，sex越来越多地被gender代替。特别是在北京1995年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中。（为了安抚保守派批评者，北京的最终报告以“普通的、广泛被接受的用法”定义gender，但像这样的陈述仍然引起了警觉：“在许多国家，女性和男性所取得成就和活动之间的差异仍旧不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gender角色的结果，而是不可改变的生物学差异。”）
Gender不仅仅通过使我们从其它威胁那里分散注意力来得到它危险的力量。巴特勒指出，一个人可以转变出生时分派的性别的想法，扰乱了所谓的不可改变的自我真理。因为跨性别者和酷儿“活出了重新定义何为人类的人类可能性”，他们变成了“怪物，旨在破坏暗中再生产恐跨自我结构的性秩序的幻影。”正就是这个重新定义——这个精神不安定——也就是反跨立法的“有毒同义重复”试图避开的：“sex就是sex，不允许辩论或改变。”
巴特勒将gender的建构视为对父权制存在威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Kris Kobach和Ron DeSantis的意图。但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对于右翼，跨性别是证明永久修复sex的企图合法的鬼怪。对于巴特勒，跨性别仍旧是暴露性别分派的偶然性的device。我们又回到了梵蒂冈教义和性别理论读者居住的封闭的解读宇宙。
大量我们称为跨性别的人，与其说是gender革命者，不如说是被卷入这些战斗的不情愿的入伍者。幸运的是，在跨性别研究学界中，认为跨性别是使gender解体的溶剂这一想法的支配权已经开始削弱。
Gill-Peterson是推动这一领域朝着更具体方向发展的人之一。跨性别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语言货币，而跨性别者和顺性别者之间日益普遍的划分是基于一系列更古旧、更顽固的分类法，使男性和女性分开、性别认同和性倾向分开。性差异的观念是在现代的起初时欧洲人的种族科学发明中形成的。
在二十世纪，另一个划分出现了：认为gender和性描述了一个人特别的一些方面的想法。LGBT倡导者们不停地重复着这个mantra的某种版本，“性倾向是你和谁上床，性别认同是你作为谁上床”。但正如George Chauncey表明的那样，在美国，这些简洁的定义框是二十世纪feminine“fairies”和masculine“酷儿”之间阶级对抗的造物。在其中的几十年间，trans-feminine街头queens仍旧是显见的gender非法者，她们经常通过性工作养活自己，与此同时masculine gay退回到貌似受尊重的更私人的生活中。这段历史被当代对种类的policing和对身份政治的鼓励掩盖，它们试图通过永远将每个人分配进LGBT首字母缩写的各个字母中控制欲望和gender的混乱。
《A Short History of Trans Misogyny》提出了“离开这种失败游戏的唯物主义论据”。Gill-Peterson的历史视角使她能够回答巴特勒很大程度上没能问出的问题的答案。Misogyny——尤其是trans misogyny，它的定义是“有针对性地贬低trans femininity和被认为是trans feminine的人”——是帮助Gill-Peterson的分析的历史生成物。这让她能够为给几个世纪的trans misogyny提供基础的跨性别恐慌找出可信来源。
Trans misogyny最初是作为一种统治的暴力工具出现的，而巴特勒的心理学方法不能解释这点。跨性别恐慌始于殖民和移民国家中对被他们视为是（性化的）有着男性身体的人的femininity的袭击。驱使个人暴力的心理现象，不是发生在国家暴力之前，而是在其之后。Gill-Peterson关注的领域和常见的跨性别研究不同，她的目光并非置于跨性别者激进地自我定义的历史，而是跨性别者如何艰难沿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定义前进的历史。以Gill-Peterson的阐释来说，Trans misogyny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trans feminine化其目标，通常是通过将他们推想的femininity性化为仿佛是男性侵略性的表达。”
正如学者从多种角度证明的那样，纵观历史，将特定人口视为是不合适地gender化的、性堕落的，一直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利可图。这些指定通过在这些群体上释放浩大的暴力，为资本提供了奴隶和脆弱的流动劳动力，为国家提供了巩固他们的无上权力的机会。例如Sylvia Federici的作品，也讲述了女性是如何在早期资本主义出现时沦为无偿家庭劳动者。以类似的方式，Gill-Peterson概述了奴隶制和殖民主义造就的剥夺，如何把trans-feminine化的人们分流进城市，而在城市中它们通过服务经济和性工作使trans femininity货币化。
Trans misogyny是一种“共享世界中的基础设施”，不只是对右派，对liberals和酷儿左派也是一样。她认为，对跨性别之带来酷儿乌托邦潜力的赞颂，是基于对“落后的”trans womanhood的不支持。当性别理论家和一些LGBT倡导者将trans-ness浪漫化为反叛的或反规范的时，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并不需要抽象的肯定、而是亟需稳定就业和免于暴力的保护的trans feminine的人们。（画外音：这样的浪漫化，忽视了跨性别女性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现实，使得她们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被孤立了）Gill-Peterson还没有原谅巴特勒在1993年对Venus Xtranvaganza的批评。Venus Xtranvaganza是一位活跃于ball culture中的跨性别拉丁裔女性，在1990年的纪录片Paris is Burning中担当主演，但却在纪录片发布前就被谋杀了。巴特勒对这部电影的解读，似乎责备了Xtravaganza“对某种正常的不酷儿的渴望”——传统的femininity、经济稳定、一个男人的爱——以及她对成为酷儿激进主义典范的拒绝。（画外音：而对这些浪漫化的、对跨性别者期望的批评，可别落回到“有在大桥下乞讨的自由”的呼吁上，在这里应该要求的是“稳定就业、免于暴力的保护”）
如今，trans-feminine化的有色人种，已经成为了进步的酷儿和跨性别政治的hypervisible护身符。但如果一个跨性别女性有色人种只能是“为别人的形象”，那么她的可见性对她没有好处。Gill-Peterson对此直言不讳：
“当运动以我们的名义行动，后者使用我们的形象为他们的士气呐喊时，人们通常会想象一个trans womanhood已经内在地过时的世界，在gender的废除、超越二元性的个人身份无限划分中不再被需要。从交叉的酷儿女性主义，到白人女性的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trans womanhood的使用和滥用确保了基于gender的政治的相反版本。全球gender战争中的骑兵在两边列阵，炮火熊熊，但每个人都同意不承认他们共同的前提：trans femininity不是他们所争取的未来中的一部分。”
trans-femininized的人们正是因为其被认为有着过度的femininity而成为目标。Gill-Peterson没有拒绝那种femininity，也没有将这缩减到“lean-in”或“跨性别包容”女性主义的轮廓中，而是呼吁一种拒绝同化、庆祝mujerísima的trans feminism。mujerísima的意思是“对成为不带羞愧的最feminine、最womanliest的激烈投入。”为了寻找对liberal身份政治的可行替代品，Gill-Peterson着眼于阿根廷的trans-feminized人群。被视为对公共健康威胁的travestis，拒绝国家可以赋予其合法性的想法。正如一名活动家所说，“我们travestis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们是个人实体、我们自己的绝对且高度个人化的身体法律的构建。”
Who’s Afraid of Gender?也不可自拔地深陷于pro-和anti-trans运动中的sex和gender的病因学、物质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生物学身体和心理自我的trap当中。尽管书中强调了incoherence是如何服务（而非阻碍）anti-gender运动。理解gender如何为右翼提供意识形态资源很重要，提供反驳也很重要。但我们没有必要在gender实际上是什么上永久地达成一致。正如Gill-Peterson坚持的，性别二元只是帝国和资本历史的一面，围绕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抽象区别进行争论，会掩盖深嵌在这段历史中的暴力的形式。A Short History of Trans Misogyny揭示了性别纪律和殖民统治策略之间的偶然关系，包括了我们在广泛的情境种类下会如何思考gender和misogyny的教训。Gill-Peterson敦促我们考虑，性差异和gender互补的观念——anti-gender运动宣称的信条——对于保守或新自由统治来说，可能只是工具，而不是基本戒律。
在殖民地和新美国，尽管婚姻和家庭、家庭生活的好处的语言很普遍，但性差异的理论不适用于被奴役的人。他们的婚姻没有保护，可以被一位配偶的出售轻松破坏。纵观历史——纵观奴役、福利、社会保障、劳动和税收政策的机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要，一次一次地战胜了对不可改变的性别二元论的抽象承诺。
如果经济需要，性别角色可以重新定义，家庭可以不再是“浪漫的、父权制的一个挣钱男人、一个在家抚养孩子的女人”。gender不会自行产生，它是misogyny、资本和无上权力的女儿。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