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身份政治辩护
原文作者：Suzanna Danuta Walters
“身份政治就是…我们过去叫做公民权利的东西。”——Samantha Bee
“身份政治就是用来对我们过去叫做公民权利的东西嗤之以鼻的术语。”
原文写于2017年，在Trump和Hillary Clinton的那场大选之后。这个叙事在民主党领导人、左翼专家和右翼意识形态家的奇怪混合体中受欢迎：Hillary Clinton失败是因为他们不关注白人工人阶级的痛苦和混乱，过于关注身份政治，将复兴经济的论点让给了Trump的民粹主义言论。左翼将种族歧视和厌女视为“更大问题的症状”，呼应90年代的口号“问题是经济，笨蛋”。D.D. Guttenplan拒绝考虑种族或性别的仇恨，认为这种关心是精英主义的任性，忽视了Trump的胜利中核心的（经济）民粹主义浪潮。有些例如桑德斯在内的（在一些问题上倾向进步的）人认为需要“超越身份政治”，认为或暗示投给Trump的人并非厌女症、仇外、种族主义，仿佛他们是Trump的不诚实和虚假承诺的受害者；他们认为Hillary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于关注“身份”（指黑人、同性恋、女性），实际上Hillary在非裔每个人和拉丁裔女性中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
对身份政治的攻击想表示Hillary应该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人”，也就是那些更“普通”（共通、共同）、需求更普遍的人。原文作者说这让人想起多年前《断背山》的广告，坚持说这不是同忄生爱情故事，而是一个“普遍的”爱情故事。正如Linda Alcoff多年前指出的一样，“许多人仍然怀念共通普遍话语的消失，怀念那些差异仍可以被忽视时的日子。”这么多年过去，普遍性和共通利益仍然是白人直男的（未标记的）领域。
所以，到底什么是“身份政治”？社会学家Nancy Whittier将其定义为“围绕着特定群体的特定经验或视角组织的，并且以身份可见性为目标组织的（政治）”。像Cressida Heyes指出的那样，“这个特定短语和它的当代包袱几乎只在过去三十年间”。也就是说，指的是战后时期新社会运动中出现的事物，与经典的基于政党的政治和传统左翼政治迥然不同，后者只设置两种实质身份（工人对雇主，或者用今天的话说，99%对1%。）
新的身份政治也不是旧事物的新名称。当我们说“女性的权利是人的权利”时，我们就瓦解了一种不可命名的未标记的男性性的假设。今天的身份政治——源自公民权利和女性主义意识提升合在一起的自创——坚持它自己的定义和习俗。当代身份政治对什么构成了“主流”，什么“问题”依附于什么主体，以及这种依附产生的层级提出了批评。当我们提及身份政治，我们实际上谈论的是女性、酷儿、信仰的少数、少数的种族群体。与此同时，身份政治又是提及这些议题：生殖权利、警察暴力、跨性别者的准入与权利等。这些问题被视为次要的、“文化的”或转移注意力的。
当然，对身份政治的批评还基于把“身份”视为只是边缘人、被剥夺者的领域。Kwame Anthony Appiah说，“一个人自己的政治关注只是，好吧，政治。身份政治是那些别人做的事。”“身份政治”被理解为那些身份不是白人、男性、异性恋的人所做的事。
堕胎权、同性恋权利、公民权利，只要这些权利是某些身份的财产，它们就会被某些左翼否认为“干扰因素”，被大多数保守派认为是“特殊权利”。对右派来说，理所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将leftists定性为满腹牢骚的人和狭隘的意识形态家，以此创造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愤怒的白人男性的反抗更容易被标榜为对“吹毛求疵的骂人进步冲动”的反抗。在多样性、身份政治、political correctness令人陶醉的结合中诞生了一个方便的新英雄：被遗忘的白人工人阶级。正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Joan Scott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对“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战争实际上是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强大的包容性政治的攻击。
至于（一些）左翼，在他们的辩论那里，身份政治和共通利益或普遍性是互不相容的。身份政治在被右派发掘为假想鬼怪之前就受到了某些左翼的抨击。Todd Gitlin这样的老左鎃在抱怨左翼因为讨厌的女性主义者、同性恋、黑人等而在文化战争中落败时说，“不是每个人都是男性，白人，听得见的人，异性恋。很好。但如果左翼不是全体人的声音，它又是什么？…如果没有people，只有peoples，就没有左翼了。”对经验和结构差异和多样的认识本身难道不是团结和集体抵抗的场所吗？
在后现代左派那里，他们以后结构主义（和酷儿）反本质主义的方式，谴责身份政治是援引由权力生成的在权力中的（特定）种类的令人陷入困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启蒙思想离散和合一主体的残骸。身份政治被定位为过时的、本质化的同一性模式，已经被混合、流动性、交叉性取代。在一些其它地方，交叉性本身被解读为依赖于狭隘和受监制的身份的边界，在这里交叉性又是在支撑而非解构身份政治的限制。
无论是这些左翼后结构主义者还是右派，引用Marcus H. Johnson的话，“他们都要求边缘人群放弃自己的身份，或者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的第二位或第三位，这就是白人至上。”经济民粹主义被认为比那些“身份”关心的琐事更普遍、更深入。“身份政治”成为一种谈论“离散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不知为何不可概括，不知为何比起“经济”“恐怖”甚至“移民”更像一个“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身份政治被认为比其它问题更狭隘，而其它问题则不表达或影响身份。
还有一种更学术的看法，认为关于身份政治的争论实际上是“承认的政治”和“再分配的政治”之间的争论。简而言之就是觉得身份政治只是要人承认身份而不是争取实际的东西。实际上（不单单这种稻草人是错的，）承认也很重要，排斥、否认、暴力面前一些人更脆弱，另一些人则不是。
Sumi Cho多年前说的仍然很对：“我感到的不是对知识分子行动主义毫不退缩的承诺、了解理论的政治抵抗、社会正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而是一种遣散人的对（所谓）‘本质主义’的恐惧、对大杂烩一般的一系列被摆出来的后主义的痴迷，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承诺谁知道去了哪里。”去历史的“后”身份政治的概念限制被一些白人左派普及，被一些白人右派抓住。这些奇怪的小鸡现在回到自己家歇着了。
（被认为是Trump当选的原因的）身份政治是一个稻草女人，一个幻影，一个危险的偏斜。Trump无耻地承认了性侵的事实，最高职位上坐着白人至上主义者，移民被困在家中、工作场所、孩子的学校、肿瘤病房里，涌现的法律认为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上卫生间的跨性别者。问题不在于被边缘化的人，而在于那些不断重申他们的共通利益和普遍性的男性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和性别敌对不是令人不舒服的皮疹，我们应该坚持种族、阶级、性别、性等等不可简化的混合。挽救政治体（the body politic）的唯一办法是认识到身份政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非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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